有容之德 调和之美
李大钊的中西文化观构建在调和哲学的基础之上。在李大钊早期著作中，有很多文章涉及到调和问题。他倡导“有容之德”，称赞“调和之美”，主张“歧力相剂”、“涵纳他力”。李大钊援引西方哲人的言论为“调和”定义：“准四子之言（斯宾塞、穆勒、莫烈氏、古里天森），试为调和之语诂一定义焉；调和云者，即各人于其一群之中，因其执性所近，对于政治或学术，择一得半之位，认定保守或进步为其确切不移之信念；同时复认定此等信念；宜为并存，匪可来尽，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而相牵相挽以驰驭世界于进化之轨道也”（《辟伪调和》，《李大钊文集》上，第50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关于调和的哲学含义，李大钊说，“宇宙间有二种相反之质力焉，一切自然，无所不在。由一方言之，则为对抗；由他方言之则为调和”（《调和誊言》，《李大钊文集》上，第55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他认为，解决事物矛盾的利器在“调和”，尊调和“以矫其偏”，“慎勿过正”。“新旧两种势力各守一之限度以相抗立，勿可驰于极端”（《辟伪调和》，《李大钊文集》上，第49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营造调和之境，使对抗之力达到统一。“苟其对调之力未剂于乎，则要倾相轧为必然之势；即四言调和而无效。苟其两力已臻于相抵之域，则相安相守之道，又舍调和而无所归宿”（同上）。他甚至说，此意“愚亦笃信之而不疑”（同上）。我认为，李大钊的这一分析，突出反映了辩证的矛盾观，他既强调事物对立的一面，又没有忽略其同一的归宿，只有承认对立，不断克服矛盾与冲突，最终才能达到均衡与和谐的美境。
李大钊还将“调和”视为人生最理想的境界，他从美学的角度认识“调和”，称“调和者，美之母也”。他亦将“调和”看作是一种理性的表现，主张“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在李大钊看来，营造调和之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重要条件。其一，“言调和者，须知调和之机，虽肇于两让，而调和之境，则保于两存也”。其二，“言调和者，须知新旧之质性本非绝异也”。其三，“言调和者，须知各势力中之各个分子，当尽备调和之德也”。“宏其有容之性，节制之德”。其四，“言调和者，当知即以调和自任者，亦不必超然于局外，尽可以担于一方，亦未必加担一方，其调和之感化，乃有权威也”（《调和法则》，《李大钊文集》上，第550-55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针对中国文化的特殊背景，尤其是人们容易对调和产生的误读，将调和视之为无原则的妥协，李大钊特别强调：“调和之目的，在存我而不在媚人，亦在容人而不在毁我。自他两存之事，非牺牲自我之事。抗行竞进之事，非敷衍粉饰之事。不幸此种绝美之名辞，一为吾懦弱颓废之民族利所用，遂而淮橘北枳，迂地弗良，取以为逆流降下之梯航，以便其姑息苟安之劣性，而遂其实梯滑稽之俗癖，斯诚非昌言调和者初意之所及料也矣”（同上）。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西洋人言调和，宜自使其保存自我之努力，止于不牺牲他人；东洋人言调和，宜以不牺牲他人为归而先谋保存其自我。调和之义，苟或误解，即邻于牺牲。而暗含其牺牲自我之心理，结果适以助强有力者之张目，驯至权利、人格、财产、生命、真理正义之信仰，乃无往而不可以牺牲。而专制之势成，此皆伪调和之说误之也。余爱两存之调和，余故排斥自毁之调和。余爱竞立之调和，余否认牺牲之调和”（同上）。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李大钊的调和哲学是系统而富有理性的，这一哲学构造了他特有的“有容之德”，及其独特的文化性格。这种品德和个性，在李大钊中西文化交溶的构想中得到了更为完美的体现。
东西文明调和之大业
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与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两种文化，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要正确对待这种差异，就必须超越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建立理性的认知取向。因为传统的认知范式很容易将人们引向两个极端：要么简单地排斥别人，要么简单地否定自己。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推出《调和誊言》的同时，以《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为题发表文章，辩证地分析了文化上的“异”与“和”，解析了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揭示了“中国文明之疾病”，提出了对文明的反省。指明了中国新文化建设之路，给人以理性的启迪。
在李大钊眼中，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溯诸人类生活史，而求其原因，殆可谓为基于自然之影响”。但问题是，“东西民族因文明之不同，往往挟种族之偏见，以自高而卑人”。其实，“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不过，我们必须先认清东洋文明之“短处”，进而观其“所长”，分析“其所长，则在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观察，以窥见生活之神秘的原子，益觉沉静与安泰。因而起一反省，自问日在物质的机械的生活之中，纷忙竞争，创作发明，孜孜不倦，延人生于无限争夺之域，从而不暇思及人类灵魂之最问题者，究竟为何”？
谈到对文明的反省问题，李大钊认为，不能否认，两种文明都已存在危机，因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但相比之下，“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庸讳言”。“总之，守静的态度，持静的观念，以临动的生活，必至人身与器物，国家与制度，都归粉碎。世间最可恐怖之事，莫过于斯矣”。
为了挽救中国文明，必须从中国人生存发展的需要出发，紧紧跟上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因为我们所“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滔滔，殆不可遏”。因此，李大钊表示：“物质生活，今日万不能屏绝勿用。则吾人之所以除此矛盾者，亦惟以彻底之觉悟，将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扫荡，期与彼西洋动的世界观相接近，与物质的生活相适应。”李大钊特别指出：由静的生活适于动的生活，根本改变其世界观，“其事乃至难，从而所需的努力亦至大，吾人不可不以强毅之气力赴之”。李大钊对于东西文化的这种比较探讨，反映着中国人当时渴求实现近代化的历史愿望。
李大钊认识到西洋动的文明的优越之处从根本上源于科学。他高扬科学精神之大旗，要求有志青年“竭力铲除种族根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奋其勇气以从事于动性之技艺与产业。此种技艺与产业，足致吾人之日常生活与实验之科学相接近。如斯行之不息，科学之演试必能日臻于纯熟，科学之精神必能沦浃于灵智。此种精神，即动的精神，即进步的精神”。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抨击了时人对现代西洋文化的无知，感到“国人对于现代西洋最有价值之学说，恒扦格不相入，诋排之惟恐不及”，而以视胶执己见、夜郎自大，度量相越之远，有非可以道里计者”。他惊呼：“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断不许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同时，“希望吾青年学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同时，将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代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需要特殊地指出，这里的“迎受”与“接受”相比，虽是一字之差，却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文化理念，前者更强调向西方文明借鉴的自主性和积极态度，内涵则更为深刻。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东西两大文明在过去漫长的年代里，基本上是在互相隔绝下形成的。时至今日，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我们讨论文化问题，应该建构起划时代的新理念：随着人类生产手段、交往手段的进步，信息时代的到来，各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事实上时时都在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李大钊在当时就已经发觉了这种趋势：当今之东方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东西两种文化之间，“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东西文化调和融会的结果，最后可以产生“第三种文明”，这自然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又一次飞跃。李大钊希望中国能为创造第三种文明、为人类文化做出第二次贡献。但是，其前提条件是：中国人必须对于“遗袭之习惯”，不论“若何神圣”，都要“不惮加以验察而寻其真，彼能自示其优良者，即直取之以施于用”。并且还应该“时时创造，时时扩张”。
李大钊特别以印度文明和俄罗斯文明为例，证明“东西文明调和之大业，必至二种文明本身各有彻底之觉悟，而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之一日”。他还明确表示：“对于东西文明之调和，吾人负有至重之责任，当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的生面”。这里的“变形易质”具有深刻的含义，可以说含有溶合东西文化特点，建设中国特色新文化的内容。他曾充满期待地预言：“世界中将来能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
1927年4月28日，中国***的主要创始人之
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和其他20位革命者在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被勾结帝国主义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绞杀。
李大钊于同年4月6日被捕，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就义时年仅38岁。
李大钊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他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
他和他的战友们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有力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
一）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李大_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信仰，不断探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当封建军阀抵制马克思主义、社会舆论质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适应性时，李大钊明确的支出“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真理”，是中国的救星。
为了实现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李大钊奋勇拼搏、至死不渝，他凭借着对共产主义务必鉴定的信念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精神对现代秦皇岛博物馆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二）忠于党和人民事业李大钊关爱人民，对无产阶级具有高度认识，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便身处狱中，也不忘每日束发读书，怀着对祖国无比挚爱之情，为广大群众命运殚精竭虑，忠于党和人民事业是李大钊爱国思想的显著特征。
在李大钊精神的感染下，博物馆人应深刻领悟他那种对党和群众的赤子情怀，在日常管理和服务中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将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牢记宗旨，讲好每件文物的故事。
来源：海风 (2020年03期)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扩展资料：
李大钊的主要贡献：
1916年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他和他的战友们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有力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同志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李大钊同志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和运动之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做了大量工作。
1920年3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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